在中国，我们允许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门是有正式文件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共十四大），如明媒正娶一般，但是，要认真地问一句：中国社会到底爱她不爱她？她是不是一件别人送的礼物？她进入中国后会不会也沦为婢女而度过孤苦伶仃的一生？值得理性思考。

使政府各项权力严格限定在法制轨道上，政府权力难以任性，市场才有可能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这其中，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当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方略。

在很多人心目中，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正宗，目前发展民营经济，不过是权宜之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然也应当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同时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而弥补市场失灵，承担国家和社会特殊职能的领域，特别是承担国家发展战略，则需要进。至少不能够再进一步扩张。这其中，需要严格界定企业家个人的财产和企业的财产，应当将企业家的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要区分开来，扩大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确立个人破产制度。

因而，推进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一些地方政策法规出台之前没有广泛征求企业的意见、不接地气，且朝令夕改。现在看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影响最大的还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从认知上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认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上了三大台阶：从1978年至1992年前，我们把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有利成分和补充。1992年至2002年，认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解放思想呢？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思想解放历程进行深入分析，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不能战胜利益集团，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开放能否顺利推进，甚至关乎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对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认识上的升华，带来了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

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1992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领导人的邓小平再也坐不住了。当个体、私营等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大量涌现后，同时也使市场经济产生并蕴藏着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在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权钱交易、贪腐泛化等，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都可能出现甚至快速蔓延。有一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美国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研究表明，早在182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一，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此后一路下滑，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降到4%。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提出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样的荒唐口号。

从时间段上看，1992年后，由于我国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走向：围绕构建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展开各项改革，中国经济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时，他再一次指出：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防止党内出现利益集团，等等。在新的改革开放格局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新的思想解放，进一步正本清源，为民营经济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

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民营企业乃至民营经济的认知方面出现过重大偏差。新的思想解放，政治上要破除利益集团的阻挠，加快制度创新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兴起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多次提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贡献看，更是广为人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也讲到民营经济56789的贡献：即民营经济创造了50%的国家财政收入，60%的经济总量、70%的创新增长、80%的社会就业和90%的市场主体数量。

其中，由胡耀邦亲自修改、倡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实际上成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导，为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新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三是要防止右，但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左。但总体看，由于十年文革所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深深地禁锢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再加上两个凡是的广泛宣传，使许多人深陷迷茫，甚至看不到希望。这个逆转的直接后果，就是后来出现了否定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潮以及姓资姓社的争论等。尽管他已经退出领导岗位，88岁高龄，按照他的话说，他成为一个普通党员了，但他依然奔赴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扭转了局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航船再一次推向前进，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那个时候，我们实行的是 一大二公的单一的计划经济，所有经济主体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集体企业，不容许任何民营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的存在，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中国在不改变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1月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民营经济功不可没国家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等。反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大幅反弹，也与民营企业以及民营经济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

而目前在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三大利益集团：即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集团，以垄断行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集团以及以房地产和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集团。二是给国家创造了多少税收

这些目标是无法同时通盘实现的。此外，人民币贬值也不会失控，从而触发大规模的做空压力，因为中国仍然在实行资本管理。第一财经：各界对于加大财政支出后的基建投资低效问题颇为担忧，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余永定：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担心基建投资效率低是有道理的，中国不应该重走2009年的路径，投资项目的设计应该更为合理，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应该被更为精确地框定。同时，稳增长、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金融风险防范等多项短期、中长期任务有待完成。

富于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可以成为经济的调节器，适度贬值可以提升通胀，也可以缓解出口压力。如果通胀率能上升到3%，且经济增速能保持在6.5%，那么国债对GDP比的极限值就进一步降至60%的水平，这种负债率完全不成问题。

对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并不需要过度担忧。总体而言，在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房价的涨跌呈现周期性特点，很难确定货币供应和房价涨跌之间的因果关系。此外，中国央行还要实现许多结构性目标。

中国不应拘泥于3%的赤字目标 第一财经：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是否真的有扩张的基础？如何考虑财政可持续性？ 余永定：就官方数据而言，2017年底，中国中央政府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36.2%。因此，中国政府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此时，抓住关键的问题至关重要。他同时认为，除了增速，中国还需要保持合理的通胀率。

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声明中没有提及汇率稳定，是不是意味着中央对汇率变动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我希望如此。把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胀两点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较高的名义GDP 增速作为增长目标。

2019年中国经济究竟如何？近期，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开始显现，但我不认为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会很差。但这类改革和调整在短期内难以完成，远水只能解远渴，它们对抑制经济增速在2019年下滑发挥不了立杆见影的效果。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世界经济增长分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下行压力，外部不确定性也依旧存在。中国当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扼制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为此，中国有必要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